在2020年到2050年间，将有70万亿元左右的基础设施投资被直接或间接地撬动。
在明确的碳中和目标之下，风电发展迎来了强确定性。
据新华社消息，2020年12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通过视频发表题为《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的重要讲话，宣布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
在2020年9月宣布“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计划的基础之上，习近平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而在不久前，国务院b·体育（中国）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清晰描绘了中国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路线图”。在近期的中央经济会议上，“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被列为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之一。
“碳中和目标是中国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付出的行动，彰显了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他认为，在未来40年要实现碳中和目标，对于中国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在逐步完成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新能源行业、储能行业、CCUS等零碳和负碳技术排放行业将迎来比较快速发展，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将加速推进。
政策面大力扶持
从中国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现状来看，在资源禀赋的约束下，中国的能源结构仍然以化石能源为主。2019年，中国煤炭消费占比57.5%，石油消费占比18.9%，天然气消费占比8.1%，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占比接近85%。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以及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导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较高。
目前中国由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接近100亿吨。而从分品种化石能源碳排放来看，煤炭消耗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75亿吨，占化石能源碳排放总量超过75%;其次为石油和天然气消耗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其占比大致为14%和7%。
从不同行业的碳排放来看，作为一个高度工业化国家，中国的碳排放主要集中于发电和工业端。此外，交通部门的碳排放也占有较大的份额，而农业、居民、商业和公共服务等行业的碳排放相对较低。
具体来看，对于发电行业而言，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电力部门在国民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目前中国的电源结构仍然以煤电为主，截至2019年底，燃煤发电装机容量占发电装机总容量的51.8%，2019年燃煤发电量则占发电总量的62.2%。根据IEA(国际能源署)的最新数据，中国电力和热力生产部门贡献了超过50%的化石能源碳排放。
也是因此，发电和工业端以及交通部门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未来政策面改革的重点方向，也将放在这些部门中。
不久前，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要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
“根据本次会议精神，可以判断碳达峰、碳中和不仅是中长期的发展目标，也会在2021年得到具体体现，预计部分省份将积极争取率先达峰，地方政府发展新能源的积极性明显提升。”一位能源行业分析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全国范围内更多的大型风电、光伏项目有望在2021年出台，风电、光伏短期的政策确定性强化。”
在国务院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中，全面介绍了中国贯彻“一个革命，四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战略、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发生的重大变革。
而在第四章中，强调要优先发展非化石能源，对几种非化石能源的措辞不同，体现出了未来发展中各种能源承担的任务。对光伏强调“利用”，先“全面推动太阳能多方式、多元化利用”，然后“统筹消纳”。对风电强调“开发”，先做好消纳衔接的前提之下再推进风电开发。
对于新能源消纳方面，面对未来“十四五”期间高比例可再生发电电源的接入，提出要首先加快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新型电力系统。强调柔性直流输电，局域智能电网和微电网、特高压等跨省跨区域的电力通道建设。
同时，增强调峰能力，推动储能与新能源发电、电力系统协调化运行，开展电化学储能等调峰试点。
巨大投资市场启动
传统上，中国经济的发展由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外贸所驱动，而在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提出的“2060碳中和”目标也与优化经济结构完美契合。
标普全球评级在2020年12月14日表示，如果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能够达到接近发达经济体的水平，那么未来20年中国的碳排放可望减少三成以上。标普全球评级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Shaun Roache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实现碳中和并不容易。中国需要实现经济转型，包括生产内容和生产方式的转型。”
“假设中国居民消费占总支出的比重从目前不足40%上升至2040年的55%，而投资则以同样的幅度下降，随着居民收入增长、消费对经济的重要性增加，服务需求相对商品需求也会上升。”Shaun Roache表示。
优化经济结构，也有利于减少高耗能活动、增加低耗能活动，实现能源转型。比如说，如果资本和劳动力从钢铁、水泥和资本品的生产，转移到教育、医疗和休闲服务等的提供，那么单位GDP的能耗水平就有可能下降。
标普全球普氏则认为，优化经济结构，可使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在2040年以前下降三分之一左右。根据其模型，如果中国追求“2度”的目标，那么排放下降幅度可以进一步扩大。
实际上，中国提出的目标不仅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榜样，更是可以作为对发达国家实现目标的鞭策。同时，相比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70年的时间，中国的时间只有30年，意味着其难度和力度将是空前的，同时也会带来诸多领域的机遇。
中国零碳能源转型将在七个领域催生巨大的投资市场，包括再生资源利用、能效、终端消费电气化、零碳发电技术、储能、氢能和数字化。
“到2050年，这七大领域当年的市场规模将达到近15万亿元，并为中国实现零碳排放贡献累计减排量的80%。”落基山研究所董事陈济说，“与此同时，在2020年到2050年间，将有70万亿元左右的基础设施投资被直接或间接地撬动。”
他认为，历史经验表明，当新的颠覆性技术的市场份额到达3%左右时，资本将开始从传统企业抽离。化石能源行业面临日益增长的资产搁浅风险，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正重新评估投资组合和优先顺序，加速撤离化石能源相关领域。
上述七大领域中，包含近20项技术创新，目前正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共同形成了广阔的投资空间。
他表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设计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政策行动，通过科研支持和示范项目鼓励、产业政策引导、行业标准建立等措施指引产业整体的发展。市场力量在产业发展的中后期是主要推动力，需要长期协同部署生产效率提升、产品优化、应用场景拓展和辅助服务设施。
同时，投资领域之间具有很强的协同性。零碳电力、绿氢和储能是需求侧零碳化的“基础”，三者相互成就;工业、交通和建筑部门的零碳投资领域是重要“支点”，这些需求侧的技术创新将改变能源利用方式，推动新的产业链形成，产生新的利润池;数字化技术是整个零碳生态发展的“加速器”，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优化能源供给、运营、消费等方方面面。
风电迎来确定性机遇
2021年将是国内光伏和陆上风电平价的元年，参照近期各地出台的大型新能源项目，部分项目已经实现上网电价低于当地燃煤基准电价，而光伏、风电制造产业链仍在快速的技术迭代和降本，未来经济性优势将更为凸显。
在地方政府和能源电力央企发展新能源的积极性高涨的背景下，国内风电、光伏都已步入典型的供给创造需求阶段，技术降本将刺激更多的需求涌现。从经济性的角度，目前阶段国内更大规模地发展风电、光伏正当时。
也是因此，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已经进入“倍速阶段”：如果2060年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的电力需求会增至目前的三倍以上，预计超过20万亿千瓦时。如果按照2000小时年发电小时数计算，那就要有100亿千瓦左右的新能源装机量。
“所以未来40年里，平均每年的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要达到2亿千瓦以上，当然也是一个由慢到快的逐渐加速过程。”一位新能源行业从业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2020年10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2020北京风能大会”上，400多家风电企业史上首度发起联合宣言，确定了2060年之前风电发展的“路线图”。
宣言保证，将年均新增风电装机5000万千瓦以上。2025年后，中国风电年均新增装机容量应不低于6000万千瓦，到2030年至少达到8亿千瓦，到2060年至少达到30亿千瓦。
“实际上这相当于风电行业给自己设定的一份路线图。”一位央企内部研究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份宣言在制定时经过了相当仔细的计算，也是在中国首个明确的碳中和目标之下，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路线图。”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任育之此前曾公开表示，风电产业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力量之一，必将承担更多责任，也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初步考虑，将更大力度推动风电规模化发展;更大力度推进风电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更大力度健全完善风电产业政策;更大力度促进风电消纳;更大力度推动规划政策协同;更大力度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有国内风能头部企业高管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十四五”期间原本规划的煤电，或许要更大程度地向风电与光伏让步。
“特别是在储能技术可以应用之后，能够很大程度上平抑风电波动，实现稳定并网。”上述高管告诉记者，“在这种情况下，三北地区的新能源外输需要替代一部分目前特高压线路中的火电;同时，在未来新特高压线路的建设中，也需要更多考虑可再生能源的外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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