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新增光伏发电装机与2022年全球总和相当。”近日,在2024全球能源转型论坛上,国际能源署副署长玛丽·布鲁斯·沃利克展示了这样一组数据。她指出,过去20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进行了巨额投资,引领全球太阳能、风能和电池技术发展,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采用了清洁能源。
以上这些努力也在逐步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北京为例,近十年PM2.5的降幅高达64%。”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说,“这也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称赞为空气治理的‘北京奇迹’。”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能源转型助推全球绿色发展。不过,我国生态环保结构性压力依然较大,特别是碳强度下降形势严峻。今后如何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让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从而实现共享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技术低碳,成为中外能源人士的热议话题。
帮助全球降低清洁能源技术成本
据《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近年来,我国加快构建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能源体系,深入开展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全国燃煤锅炉和工业窑炉从近50万台压减到了10万台左右,减少燃煤使用量4亿多吨;北方地区完成了农村散煤治理3700万户左右,减少散煤消费量7000多万吨;我国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年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50亿吨。同时,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水电、光伏、风电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黄润秋介绍。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世界能源投资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投资占全球总投资的1/3,这些努力帮助全球降低了清洁能源技术成本。
“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过程中,中国因其快速而果断的政策行动脱颖而出,成为清洁能源领导者。”玛丽·布鲁斯·沃利克说,在城市层面,北京在减少污染水平方面堪称典范。
据北京市市长殷勇介绍,2023年北京市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的比重降至0.6%,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量占比达14.3%,绿色建筑面积超过2亿平方米,在直流输电、新型储能方面取得一批关键技术突破,连续15年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万元GDP能耗碳排放指标任务,能源利用效率始终保持全国省份最好水平。
“这些巨大成效的背后,是我国在绿色低碳领域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说。
供热和交通领域潜力待挖
尽管我国在能源绿色转型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效,但也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和挑战。
隆国强表示,“当前,我国仍然面临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能源效率偏低等挑战,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任重而道远。”
记者注意到,当前,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挑战,未来十年将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期,需要实现从碳达峰到绝对量的减排的关键转折,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紧迫的减排任务和许多共性挑战。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理事长辛保安举例称,比如,风电、光伏要大力发展,但它们天然具有随机性和波动性。随着新能源占比的不断提升和渗透率的不断提高,电力系统的平衡与调节难度将日益加大,电力安全保供压力剧增。
“又比如,新能源的快速发展对电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对电网抵御极端天气灾害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迫切需要提高电网的数智化水平,更好适应能源转型和保障供电的需要。”辛保安说。
“虽然在全球电力生产中现代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在强劲且快速增长,但在供热和交通领域还需要取得更多进展。”联合国副秘书长李军华说。
加强新兴清洁能源技术创新
多位与会人士认为,作为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推动者,中国的经验和成就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
“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不仅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它是构建可持续未来、创造数百万就业机会并改善全球人民生活质量的机会。”在玛丽·布鲁斯·沃利克看来,中国的经验,包括北京的城市能源转型经验表明,在正确的政策、投资和承诺下,全球绿色发展能够取得快速且大规模的进展。
中国矿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程利伟称,未来,中国将继续强化全球能源绿色转型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在应对气候变化、碳核算标准等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通过分享经验、技术合作等方式推动全球绿色转型进程,实现共赢发展。
对于能源转型的最佳方案,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哈特穆特·米歇尔认为,应当使用风能、太阳能,尽可能保持电气化,使用各种类型的电池储能方案,在生产钢铁、水泥、氨的地方进行氢气生产。“此外,还应在全球范围内引入碳定价,进一步降低化石能源使用。”
“尽管太阳能和风能的成本已经大幅下降,但我们仍然需要在储能、电网现代化和碳捕集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在技术创新方面,玛丽·布鲁斯·沃利克建议,“各国政府和企业需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在新兴清洁能源技术领域,扩大技术的应用规模,以使其在商业上可行。”
谈及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隆国强认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把握世界能源科技前沿,纵深推进能源技术革命。通过进一步健全能源市场体系、完善能源价格机制、深化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健全能源法治体系,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进一步全面深化能源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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