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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大以后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是疫情三年以及防疫措施大转折以来第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涉及能源和“双碳”领域的最新表述，意味深长。

　　华夏能源网注意到，12月15日至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稿涉及能源工作总计只有三处，惜墨如金的文字中出现三处醒目的新提法，预示着明年能源工作将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那么，2021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备受瞩目的“双碳”为何不见了?“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到底意味着什么?“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又将搅动什么?

　　消失的“碳达峰碳中和”

　　2020年9月，我国首度提出“双碳”目标。此后一年中，落实“双碳”目标，各行各业都快速行动起来。因而，2021年也被外界称为“碳中和元年”。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双碳”表述第一次出现在会议文件里。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当然，在会议后的通稿里，“双碳”表述打了一个谨慎的“补丁”，强调“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而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碳达峰碳中和”却没有如外界预期的那样，再度出现在会议文件里。取而代之的新提法是，“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美丽中国”。

　　仔细来看，“绿色转型”、“降碳、减污”，在精神本质上这些表述与“双碳”仍是一以贯之的，中国不可能放弃这一宏伟目标;不过，新提法似乎还蕴含着一些微妙的变化，也表明“双碳”在实施过程中，会根据现实情况作出一定的调整。

　　而这一微调，在此前的二十大报告中已现端倪。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国内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

　　华夏能源网注意到，报告强调“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有其背景。2021年，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了运动式“减碳”，当年夏秋季节，多省份甚至出现“拉闸限电”，“一刀切”式对工业停产限产。

　　于是，今年以来中央高层多次强调，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不搞运动式“降碳”、不踩“急刹车”。但尽管如此，今年在四川、云南等多地依然发生了“拉闸限电”的现象，甚至一度蔓延至了民生领域。

　　到了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际，又出现了两个标志性变化，一个是疫情三年以来，我们对防疫措施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另一个是今年以来经济下滑压力持续增大，GDP极有可能录得改革开放44年来最低增速。

　　在这一大背景下，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更加强调“积极稳妥”、“分步骤实施”，确保在经济社会恢复常态的过程中的能源安全，尽量避免给市场主体带来不必要的扰动。

　　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新提法“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最早出现在二十大报告中，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再度予以强调。不同于以往“加快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新提出的新型能源体系目前还处于“规划建设”阶段。

　　而在接下来的2023年里，围绕“加快构建现代能源体系”，可能会出台更细化的顶层设计，用以统筹能源建设、保障能源安全。

　　那么，“新型能源体系”，新在哪里呢?其中的重要含义，是以化石能源为支撑的传统能源体系，将逐渐被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取代，我国的发展将减小对能源资源的依赖，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当然，建设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不但要大刀阔斧上马可再生能源、新能源，还要打通诸多“堵点”。

　　目前，我国已经提出到2030年实现风光新能源装机12亿千瓦。2021年底，我国的风光新能源装机分别为3.3亿千瓦、3.1亿千瓦。截至11月底，我国风光装机分别达到3.5亿千瓦、3.7亿千瓦。12月风光“能并早并”，预计今年风光装机净增或突破1亿千瓦。

　　然而，受制于疫情和电力送出工程进度的滞后，今年以来，我国风光大基地建设进展已趋缓慢。

　　以三峡集团旗下三峡能源(SH：600905)为例，公司日前公告称，已累计获得9个风光大基地项目，目前均已动工建设，但整体建设进度受疫情封控、用地制约、消纳不足、光伏组件价格高、送出工程建设滞后等诸多因素影响，项目建设进展不及预期，预计今年年底前大规模施工难度较大。

　　由于输送通道建设、新能源消纳滞后等因素影响，风光大基地的建设进度迟滞。以第二批风光大基地项目中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库布齐沙漠项目为例，目前外送通道迟迟没有确定，博弈点涉及线路走向、落地点，受端和送端的电价、电量，以及应对新能源并网波动性的灵活性调节资源配置等等，涉及复杂的电力系统规划。

　　而“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无疑需要通过政策端的顶层设计，打通上述痛点、堵点。

　　加强勘探开发、增储上产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要“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提升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

　　所谓战略性矿产，是指对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矿产资源。根据《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年)》，中国有24种矿产被列入战略性矿产目录，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等6种能源矿产;铁、铜、铝、镍、锂、钴、稀土等14种金属矿产;石墨等4种非金属矿产。

　　而在这些重要的资源矿产领域，中国面临着“卡脖子”的问题。

　　日前，在“2022(第十一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市场高端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属矿山安全与健康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运敏表示，中国约三分之二的战略性矿产生产供应在全球处于劣势地位，对外依存度较高。国际地缘政治正成为影响中国资源供给的重要因素。

　　王运敏介绍，中国对外依存度大于50%的矿种超过10种，其中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82%、铬矿为98%、锰矿为96%、钴矿为95%、镍矿为90%、铜矿和石油均为78%。

　　中国大部分矿产资源“家底薄弱”，中国油气、铁、铜、铝、镍等15种战略性矿产的资源储量占全球比重均低于20%。其中，石油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1.5%，煤炭储量也仅占全球总量的13.2%。据统计，中国的铁矿、铜金属、镍、钴金属和铝土矿人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3.7%、16%、18%、6%和18%。

　　在巨大的资源需求和有限的供给之间，存在着不小缺口。整体而言，中国重要矿产产量无法满足国内发展，但目前，海外权益矿还无法有效满足国内缺口，中国进口矿的来源也较为单一。

　　同时，地缘政治和全球化“倒车”抬升了资源获取的不确定性：一些国家的资源开发政策正逐步转向，甚至单方面修改游戏规则，如推翻原有合同、提高税收分成、限制外资持股比例、出于战略或经济等原因强制性要求外国公司放弃控股或参股等，给重要矿产的供应安全增加了风险。

　　面对着这一系列新的经济能源变局与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吹响了“集结号”。重提加强勘探开发、增储上产，更加明确要多立足国内、增强独立自主，对于保障中国能源资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