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高盛全球大宗商品研究主管Jeff Currie去年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人们很容易将当前“旧经济”中的供应短缺——从能源到其他基础材料，甚至农产品，归咎于主要由疫情造成的一系列暂时中断，但除了少数劳动力短缺之外，这些供应瓶颈与疫情几乎没有关系。”
旧经济的“复仇”
旧经济仅占全球GDP的35%左右，但至少占到非金融企业债务的90%，以及碳排放的80%。投资者更喜欢大型科技公司，而不是石油和铜。尤其是2015年油价暴跌后，对旧经济的投资大幅下降。根据RystadEnergy的数据，2010年至2015年，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勘探支出(不包括页岩气)平均每年约为1000亿美元，但在原油价格暴跌后的几年里，该数据平均下降至500亿美元左右。
与此同时，随着气候变化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投资者更加关注ESG(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进一步限制了对旧经济的投资。由此阻碍了大宗商品产能的增长。特别是在油气行业，加剧了本已日益严重的投资不足问题。随着各国从疫情后进入复苏，这些供应限制的严重后果日益突显。
欧洲的寒冬
像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欧盟早期的合作起源于能源合作(比如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机构)，但欧盟的能源政策却在发展中却不断扭曲，直到今天成为最支离破碎的政策领域。煤钢共同体主要涉及的能源是煤炭，兼顾和煤炭密切相关的钢铁产业，与其说是一个能源机构，不如说是一个行业机构更为确切，最初的成员国也仅有西欧六国(法、西德、意、比、卢、荷)。当时石油已经悄然成为能源新贵，而天然气和核能尚未崭露头角。应该说，欧洲煤钢共同体诞生在一个能源大变局的前夜。
亚洲钢铁业崛起之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后来世界能源格局发生变化，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核能和天然气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在整个欧洲层面上并未就此在制度上给予回应，反而是各个成员国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能源署在应对石油危机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现在欧洲大约有40%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俄罗斯国有供应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有70%的管道天然气销往西欧。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合作署的数据显示，德国、意大利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度分别为49%和46%，而核电充裕的法国对俄天然气的依赖度为24%。
历史上，俄罗斯曾将能源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由于2006年的价格纠纷，俄罗斯切断了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并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后再次切断了天然气供应。俄罗斯能源在欧洲已被高度政治化，俄罗斯(包括苏联)超过70年稳定的对欧能源输出遭遇重大转折，俄对欧能源输出这条跨越了冷战的经济链接可能将逐步成为历史。
凛冬已至，欧洲又将如何度过这个漫长的黑夜?
欧洲本土的传统能源开发可能会迎来一个相对友好的时期，至少在短时间内核能和天然气作为能源转型的过渡方案会获得认可，同时煤炭退出的速度也会被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在南欧和东欧国家更是如此。欧洲和美国在能源上的合作关系将进一步强化，除了美国未来可能在对欧能源输出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一些比较受美国支持且带有地缘政治色彩的能源开发项目将得到更多的关注，如东地中海天然气、挪威极北地区天然气开发等。
我们的十字路口
作为在能源和矿产资源方面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中国当然意识到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在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中，就强调了中国面临的三大经济安全问题——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中国未来发展中将投入相当多资源到保障能源安全之中。“双碳”的庄重承诺已经走过一年多，国内光伏风电新能源车也迎来了高歌猛进的一年。在上一篇讨论CCER、电力市场化、储能的文章之后，更多的政策也紧锣密鼓的到来：
2021年9月7日，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会召开并启动首批交易。同时针对高耗能企业绿电溢价不设上限;
2022年1月29日，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核心内容在于电力改革的市场化及转型——市场化，在全国更大范围内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
2022年2月24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这是继2021年7月15日印发的《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之后，结合半年来的政策探索、工程实践，对后者的深化和补充;
2021年9月22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正式批复《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方案》;
政策持续加码，一方面凸显对可再生能源转型决心不动摇，也能感受到背后的迫切。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原油、液化天然气(LNG)进口量都高居世界第一。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能源生产和进口数据，2021年，中国进口煤炭3.2亿吨，原油51298万吨，天然气12136万吨，同比大增19.9%。从进口依存度看，2021年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的进口依存度分别为72.1%(同比减少1.5%)、45.5%(同比增加3.3%)、7.3%(同比增加0.05%)。
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对国际市场有如此高的依存度，大大超过了欧盟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中国对外部能源供应的依赖，既显示了中国与国际市场的能源供应关系，也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在能源安全方面的风险。在当今脆弱的国际能源市场，一旦出现极端的地缘政治冲突，无论冲突各方是否涉及中国，能源市场的冲击都将波及中国。
根据当前的政策制定和发展趋势，可再生能源(包括水电、风能和太阳能光伏)的发电量有望在未来两年在全球强劲增长——2021年增长8%，2022年增长超过6%。但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即使增长如此强劲，可再生能源也只能满足这两年全球电力需求预计增长的一半左右。
就好像“三人四足”的游戏：能源安全，碳中和路线，需求高增和供给缺口。政策重点之一，就是发挥价格信号在供需两端和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顶层设计激活市场投资，恢复电力商品属性，给予绿色电力消纳和环保溢价。
绿电和CCER
2021年9月7日，首批绿电试点交易启动。绿电交易以双边协商为主，成交价格不一，其中国网区域成交价格较当地中长期交易价格增加0.03-0.05元/千瓦时。从参与绿电交易的需求主体来看，主要以跨国企业、互联网企业以及高耗能企业为主，如宝马、腾讯、巴斯夫等。绿电交易市场启动，赋予风光新能源电力“环保价值溢价”，从价格端有利于提升风光运营商收益。另外，绿电交易溢价可显著提升风光发电项目收益率。当绿电交易溢价较燃煤标杆电价增幅在5%-25%范围区间内时，给定条件下风电项目资本金IRR在10.29%-15.37%范围内，较燃煤标杆电价下的项目资本金IRR增加1.20-6.29pct;同样增幅范围内，光伏项目资本金IRR在8.39%-13.40%范围内，较燃煤标杆电价下的项目资本金IRR增加1.19-6.20pct。
《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出台，进一步推动绿电交易需求释放。2022年1月18日，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建立绿色电力交易与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挂钩机制。同时，加强与碳排放权交易的衔接，研究在排放量核算中将绿色电力相关碳排放量予以扣减的可行性。此外，《方案》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大型国有企业、跨国公司等消费绿色电力，并加强高耗能企业使用绿色电力的刚性约束。预计随着《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实施，绿电交易需求或将大幅增加，绿电交易溢价受此提振，或将进一步加大。
CCER交易增厚绿电运营商项目收益。2021年10月26日，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碳排放配额清缴工作的通知》提出，重点排放单位在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期中可使用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抵消碳排放配额清缴，而用于配额清缴抵消的CCER，应同时满足抵消比例不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5%、不得来自纳入全国碳市场配额管理的减排项目两个要求。随着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碳排放配额清缴工作推进，CCER成交量及价格均有显著增加。以北京绿色交易所为例，2021年10月以来，CCER成交价格由15元左右增至45元左右，而10月以来累计成交量超615万吨，占全年交易量的比例为99.34%。展望未来，随着水泥、钢铁、化工等行业纳入全国碳交易市场，对CCER交易的需求量有望进一步增加。
近期，布伦特和WTI原油期货价格已经纷纷超过100美元大关，创8年新高。许多讨论又把我们拉回到了70年代的“赎罪日”战争——能源危机和经济滞涨。尽管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些，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旧秩序的崩塌和新秩序的建立，总是伴随着纷争和战火。此时再看国家对“能源安全”的强调，更多了一份深意和迫切感。
资料来源：
1. 王晓光：【世界知识】能源困境或重塑欧洲能源格局
2. IEA： Record global power sector emissions by 2022
3. 汪磊：中泰证券《绿电专题：回调之后，再谈绿电运营商与传统电力企业的不同?》
4. Datayes：《中国五大电力央企的能源结构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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